端拱三年夏六月朔,刘文济于乾元殿举行大朝,在公卿百官、各国使节的见证下,降御旨,赐金册,加冕旒,正式册立皇长子刘继礼为太子。
刘继礼,乃是刘文济与李皇后所生长子,生于雍熙六年,时年未满十九周岁在嫡长制的约束下,要立太子,是不可能避开他的。而刘继礼自幼端谨孝顺,素有贤名......
因此,对于帝国的贵族与官僚们来说,皇帝立太子,所立之人,他们是没有任何意见的,只是忍不住把目光投向大汉又一位年轻的太子。
从很多人的目光中,都能看出一股热切,显然,新一轮的政治投机又将不可避免地展开了。帝国上下,最具投资价值的,就该是太子了,连世祖皇帝算上,大汉已经有三位太子修成正果了,在大汉帝国,成功率是一百。
对嫡长子给予之厚望,刘文济也不是装了,依常制,为其配备东宫属官及卫率,最重要的,以赵王刘昉为太子太傅。
立太子之前,刘文济着重咨询过两个人的意见,一个是圣母萧太后,一个就是赵王叔刘昉,而对此议,二者都表示认可。理由也都出奇得一致,国家既有成制,嫡长无缺无过,当立。
为了表示支持,在刘文济请刘昉做刘继礼太傅之时,在稍微犹豫之后,终是开其尊口,同意再度出山。这已经是刘昉第二次担任太子太傅了,也是又一次全新的挑战,或许对赵王而言,扶立天子,都不如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帝国接班人困难大。
不论如何,在册立完太子之后,由安南王刘文涣薨逝带给皇帝刘文济身心上的压力也随之减轻许多,于是收拾心情,重新上阵,继续搞他的皇帝事业。
端拱三年秋,长江中游连发大水,荆湖北道沿江诸州县受灾尤其严重,灾民百万计,死伤难计。事实上,这几年,长江水患频发,不曾断绝,到端拱三年秋汛,算是集中爆发了。
这算是刘文济继位以来,面临的第一个影响深远、波及广泛、损失严重的大灾害,不管是为立功还是立德,他都得表现出皇帝怜恤百姓的担当来,做出救苦救难的姿态来。
于是,自上而下的,朝廷调集精干人员,筹集粮米衣药物资,全力投入救灾事宜中来。灾害洪流之中,方显英雄本色,这场水灾,对沿江州县的百姓而言是苦难,但对皇帝刘文济来说,却是一次整饬湖北官场的良机。
经过平康半年,包括没有怎么大整的端拱两年,帝国上下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与弊病,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当初在江陵府蛰伏时,刘文济虽然不问一政,不办一事,但可别真当他是去静养的,默默无闻的同时,他可把荆湖北道的政治民生看了个清清楚楚。登基之后,又有武德司那边更详细、全面的情报加以佐证,认识就更深了。
而吏治是最明显,最容易下手,但最不容易起实效的事情。但借着这次大水,刘文济直接对湖北官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顿,自道司以下州府县镇各级衙门,长江上的,水师内的,贪污的,受贿的,救灾不力的,欺君害民的......
一大波人,在事后被追责处置,端拱皇帝第一股酷烈的风,就这么刮遍了湖北官场,让荆湖北道上下,度过了一个了难以忘怀的年度。
这场长江水灾,朝廷一共倒了两位大员,地方上是湖北布政使柴宗诲,以治下不严、预防不备、救灾不力,受到朝廷的严厉申饬,谪迁剑南,任按察使。柴宗诲年纪不小,气性也大,入川之后,于奉节驿馆上奏,请求致仕,刘文济直接准辞,把他就地再降一级,以东川参政之职致仕,把顶级勋贵的脸面给丢干净了。
柴宗诲于事后第二年就死了,病死、气死、醉死,坊间传闻各种死亡都有,总之算不得善终,到死都觉得自己冤枉,以人力岂能抗天意?
但他的抱怨,显然是站不住脚的,比如江陵知府冯端,以及鄂州知府薛奎,都因为在救灾过程中表现出色,得到提拔。
同是天意,有人死,有人贬,同样有人升官发财,这就是其中最明显的差别,怨天尤人,庸人之举。
还有一个因长江水害倒下的大臣,权势地位可就特殊了,财政使向敏中,以其荒谬失察、调拨无序,导致延误救灾急情。对于一向以老成持重闻名的向老相公而言,出现如此重大的谬误,显然是不正常的。
具体缘由,背后还要什么隐情,不得而知,只从结果来看,又一名宰辅大臣从端拱时期的帝国中枢除名了。向敏中也是知进退的人,受到指责之后,便主动向皇帝上奏请辞,以老迈昏聩,难堪重任。
但显然,对向老相公的品行与才德,刘文济是没有意见的,对其辞章,直接留中。后与寇准商议过后,决定就让向敏中去荆湖北道接任布政使,主持水害过后湖北官民的安抚善后工作,大汉帝国的宰臣上上下下,从世祖时期起就有先例,此事细说起来并不是太让人意外。
只不过,在向敏中外放之后,很多人蓦然回首,猛然发现,不到三年的时间,端拱元年的政治格局已经彻底走了样。
要知道,康宗朝时,为了赶走那些辅政大臣们,前前后后折腾了好些年,并且每一次都是大动干戈。而在这短短三年的端拱朝内,政治斗争同样不少,这是人所共知的,但政事堂换了这么多人,在所有人的印象中,却好似白开水一般平淡,朝廷内外也明显日趋宁定。
很多事情都是细思极恐的,端拱皇帝与平康皇帝之间的区别,在端拱三年后半段时,已经算是广为人知了。在前两年,朝野市井间,还有就刘文济继位问题乱嚼舌根的,但在进入端拱三年后,类似的人与事已然绝迹,至少在京城是这般的。
皇城司在皇城使蔡敬的率领下,其势益猖,虽然还不到乱咬人的地步,但獠牙利齿,已经尖锐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,让人不敢不忌。
就是安东国那边,收到洛阳朝局变化的消息后,都安分了许多,不管是率宾府还是辽东道东北部与安东国交界地区,混乱都减轻不少,安东商人做生意都规矩了些,各种犯罪案件发生了频率也降低了。
当然,出现这样的结果,除了皇权复兴、中央朝廷日趋稳固这种宏观大局的影响之外,新任辽东道布政使曾会也功不可没。两年的时间里,由曾会主导,从吏治与商业秩序两方面对辽东道进行综合治理,而这两项都难免受安东国那边的影响。
尤其是端拱三年夏,曾会联合指挥司,对东北沿边地区进行了为期数月的治安整治,彻底教会安东国人怎么守大汉、守辽东的规矩,即便安东王刘文渊出面,都没用。即便刘文渊在安东国内再强悍,当面对曾会时,也只能表示无能为力。
曾会,已然成为平康—端拱时代东北地区的风云人物,东北政坛一个话题度拉满的人物,对辽东局势的安定,对安东的压制,他有突出贡献。
虽远坐朝中,在听闻曾会在辽东的为政表现后,刘文济对他也是大加赞赏,甚至一度动了调他回京拜相的念头。最后未能成行,也是因为刘文济觉得,辽东的事情绝不是三两年就能解决的,还需要曾会这名干臣在那里替自己多看守几年。
于是,向敏中之后的财政使,刘文济再善加斟酌之后,选定了广南东道布政使张知白。这一次,他没有任由各派势力争夺,而是由自己乾纲独断,这是登基以来的第一次,但是已没人出言反对。
对张知白的任命,首先就获得了吏部尚书寇准的强烈支持,原因有三,张知白进士出身,张知白是北人,张知白资历足够。
而刘文济选张知白,则还有一层原因,君臣之间早有渊源,仔细追溯,那是二十多快三十年前,世祖皇帝最后一次南巡期间。
行营过江陵时,世祖对湖北水师及江陵官场进行了一番整饬,当时留刘文涣、刘文济俩兄弟善后处置,张知白就是辅弼的僚属。
当年,刘文济尚且年少,但那是他第一次真正参与并经受国家事务,还是大事,那段特殊的经历,是他的成长道途间的重要痕迹,意义非凡,对当时的人与事,记忆也很深刻,自然包括当时对他帮衬甚多的张知白。
有此渊源,张知白也在快致仕的年龄,得以一举入朝,登堂拜相。正常情况下,对于一个庶族官僚而言,六十二岁还不登堂,也基本没什么机会了。
而在端拱三年腊月,帝国中枢又发生了一件大变故,堪称彻底颠覆端拱朝局的变故,尚书令向德明于政事堂治务时间突然中风。
当德高望重的向老令公被紧急送医的同时,也意味着大汉帝国的首相又要换人了。向德明的倒下,大出皇帝刘文济意外,也完全打破了他对朝局的构想与安排。
依他本意,是想再维持当下的朝廷格局一段日子的,尚书令不好当啊,一个合格的首相更是难得。显然,在刘文济的心目中,向德明这个久经考验、知进退、有大局观的军政干才,就是一个合格的首相,更重要的一点在于,帝国军政两届都能认可,这有利于帮刘文济维持朝廷的稳定。
但是意外的突然降临,就是这般让人措手不及。实际上,以这三年来朝局的剧烈变化,尤其是人事权力格局的大变局,纵然向德明没有出事,想要再维持端拱初年的状态,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。
根本上,还是皇帝锋芒毕露,在实现对朝廷掌控的诸多动作下,产生的巨大冲击。只不过,很多事情,都不是刘文济能够完全掌控的。
向德明之后,谁为首相,秉政执法,这成了刘文济首要考虑的问题,也是朝廷上下所关切的问题,几乎牵动着所有人的心。
就在刘文济头疼之际,宫廷之中又起幺蛾子了,应该说慕容皇太后又不甘寂寞了。也不知慕容皇太后哪来的精力,年近七旬,丧夫、丧子、丧权,都没有把她彻底击垮,临到人生暮年,还想着折腾。
慕容太后相召,刘文济又不能不应,只能乖乖地前往慈明殿,恭顺孝敬地行礼。而慕容太后找刘文济的目的,也很明确,虽然说话拐弯抹角、旁敲侧击,但话外之意都清晰地表达出来了,她是冲着尚书令之职,她希望刘文济能委任慕容德琛......
在过去的三年里,不管是为了体现“孝心”也好,还是为了安抚慕容氏这股庞大的政治势力,对慕容皇太后,刘文济一直是多加忍让,对她的一些干政行为,大事顶回去,小事不予计较。
便是在朝廷的人事问题上,又起用了十几名慕容家族的人,悉为文武要职。在这个过程中,刘文济是不断退让,心中的怒气也在不断地积攒、膨胀,若非萧太后的劝告,他早就对慕容氏采取措施了。
前事不提,但如今已是端拱三年冬了,慕容太后仍不知进退,刘文济的耐心也到极限了,对于太后的诉求,他当场就顶了回去,表情平淡,语气温和,但态度坚决。
慕容太后当时就气急,然而,更让她气愤的事还在后边。当刘文济再度以慕容氏之事问萧太后时,萧太后在沉默良久之后,让刘文济斟酌行事。
于是,刘文济果断出手了,其后不久,以前武德使、前都察使、宰臣、山阳巡抚使、漠南宣慰使王玄真病笃,不能理事,将宰臣慕容德琛外放山阳,巡抚塞上。
多么熟悉的剧情,十来年前也是这般,慕容德琛被外放湖广,十年后,同样经历又来一次。即便是皇亲国戚、当朝显贵,在帝国最顶层的权力斗争中,也只能沦为牺牲品......
于此同时,刘文济降下谕旨,把慕容太后禁足了。准确得讲,应该叫“禁政”,一应待遇齐全,可以在监视状态下出行,但是对于军国人事,再不许有任何干预。
而经过慕容太后这档子事,刘文济就像摆脱了枷锁一般,雷厉风行地把国政处置了。向德明终究没能扛过端拱三年这个冬季,于半个月后,就于温国公府中与世长辞。
之后,刘文济便正式下诏,以吏部尚书寇准为尚书令,又以京畿布政使韩承纲入堂,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,拜相。韩承纲,已故世祖元从、开国将帅韩通之孙,“橐相”、河内公韩徽次子。
让寇准任尚书令,刘文济也是有所纠结了,此人刚直而强悍,确实能做事,但与朝臣处不好关系也是事实,也不是那种真正循规蹈矩的人,这一点尤其让刘文济顾虑。
但最终,还是敲定了寇准,他需要一个做事的宰相,而寇准几乎具备一切素质,同时,在向德明这个老贵之后,他也需要一个庶族出身的宰相。
韩承纲晋位宰相,也是类似的考量,需以此平衡安抚贵族官僚集团。说起韩氏家族,起家的韩通,是个不同文墨的武夫,韩家也是军事贵族,但不管是韩徽,还是这韩承纲,皆以文治见长,也算帝国军事贵族中的一朵奇葩了,父子皆拜相,也不失为一段佳话。
当寒冬过去,时间跨入四年春,正月朔,于乾元殿的大朝会上,皇帝刘文济致新年贺词的同时,也宣诏,改元建隆。
一同修改的,还有被重新拾掇一遍的垂拱殿,刘文济于端拱三年夏就搬了进去,这是世祖、太宗、康宗三朝的办公之所,而紫微城虽大,但最适合皇帝居住、理政、读书、养心的多动能宫室,恰是垂拱殿。
刘文济更其名为“崇政”,以承先祖之志,继太宗遗风,正式开启了他“建隆崇政”的时代,至此,大汉皇帝的“真面目”终于暴露在天下臣民面前。
pS:建隆时期下的政事堂,宰相尊位仍为九尊:尚书令寇准、中书令、许昌王刘曜、吏部尚书韩承均、枢密使马怀遇、财政使张知白、都察使王钦若、兵部尚书郭仪、礼部尚书陈尧佐、尚书仆射张士逊,大汉帝国也在这些人的掌权下,迎来了一段稳定的发展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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